二十国集团应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

8 七月 2016
姚洋
 
全球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既是短期的,又是长期的。从短期来看,这是对长达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热潮的一个修正,在全球金融危机前,这个热潮以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为代表。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是引领全球技术进步的前沿国家经历长期低速增长的起始点。美国经济复苏疲弱、欧盟经济萧条、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经济放缓,面临这一切,对全球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的观点占主导。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主要考虑了前沿国家的增长经验,他们开始怀疑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长期停滞的阶段(戈登2012,萨默斯2014)。然而,悲观的看法可能忽视了南部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新古典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即使在稳定状态下不会快速增长的国家,它在偏离稳定增长状态时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新兴经济体目前的经济下滑是周期性的;一旦这一轮经济周期反循环,这些国家将恢复增长。南部国家的追赶不仅能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也能通过贸易的联系向前沿国家传递增长的溢出效应。因此,整个世界可以以较高的速度增长。
 
世界能为推动南部国家增长做更多的事。南部国家需要更多的投资来改善基础设施;这些国家需要采取更友善的政策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应加强南南合作。20国集团是一个适当的平台来讨论这些问题。
 
南部国家正在追赶
 
全球金融危机后,工业化国家的缓慢复苏引发了这样一个疑问:这些国家是否进入了长期停滞的时期。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教授认为,长期停滞是由于缺乏开创性的技术(戈登,2012)。在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是源于开创性的技术,如电力和内燃机。这些技术改变了人类组织生产和进行日常生活的方式。自1970年以来,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技术;计算机比不上电力和内燃机。展望未来,开创性技术的前景闪烁不定。拉里•萨默斯教授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长期停滞假设。对他来说,长期停滞意味着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持续存在。这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具体来说,“充分就业实际利率(简称FERIR)的下降和低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无限期地阻止充分就业的实现。”(萨默斯2014,第30页)第三个版本的假设认为,工业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都遭受了一次性的供给侧损害。例如,美国人均收入低于该国长期增长率预测能达到的水平,尽管美国是工业国家中恢复最好的一个。
 
但是,长期停滞的假设遭到著名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的强烈质疑(艾肯格林,2014年)。他指出,关于技术和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悲观看法在二十世纪出现过好几次,尽管这一时期被戈登誉为创新的黄金时期。另一方面,如机器人和人类基因组等许多新的革命性技术刚刚出现。萨默斯的观点遭到美国近期就业数据的挑战。国内充分就业已经恢复,预见的通货膨胀风险使美联储正考虑加息。供给能力的一次性下降在国内仍然很明显,这表明作为全球技术领导者的美国正处于供给侧调整的时期。
 
工业化的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创新是一波接一波的到来。这些间隔期间会有技术进步缓慢的时期。最近的时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英国经历了巨大的结构性调整。现在,全球整个产业可能正在经历另一个调整期。
 
然而,前沿国家的缓慢增长可能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缓慢增长。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和德国作为仅次于英国和美国的两个后起者,它们成功缩小了与世界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并在许多领域成为了技术的领导者。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主推力将这一追赶过程背后的力量总结为,只要享有相同的增长稳态,一个低收入国家会比高收入国家增长更快。今天,世界正处于和20世纪70、80年代类似的情况下。南部国家有缩小与前沿国家差距的潜力。戈登(2012)预想使工业国家增长下滑的四个不利因素是人口、教育、不平等和公共债务,这些因素在南部国家要么不存在,要么对其损害较小。前沿国家正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阶段,而南部国家正以稳健的速率增长。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它仍有巨大的潜力。尽管它的人口发展趋势违反其未来的增长,中国工龄比例仍然是2.4,是世界最高比例的国家之一。它的人口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尽管中国基础设施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它仍有充足的空间继续积累资本。在该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只是美国的八分之一。工业和基础设施在国内的分布极不均衡。东海岸的大部分省份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约12600美元),而许多内陆省份才刚刚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一般而言,内陆省份落后沿海省份10-15年。除了中国追赶工业化国家以外,内陆省份正在追赶沿海省份。在中国,这种“双赶超”能比在小国维持更高的增长率。区域不平等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中国不仅存在资本积累,还有其他的事项;创新已经成为全国的一大主题。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中国的大学每年有6百万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研发开支超过2%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这一数值将达到2.5%,即工业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巨大储蓄积累为这一进程提供助力。
 
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倍。这就要求在2016-2020年间,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6.56%的平均增长率。通过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合理的技术进步速度,这个增长率是可以实现的。
 
在2009-2015年期间,印度一直保持着6.66%的平均增长速度(注1)。在2015年,增长率达到了7.4%,超过了中国。这得益于其人口红利。正如中国一样,印度的教育正在改善。它的基础设施落后中国,但这只表明该国具有增加其在该领域投资的潜力。在印度许多地区,工业化才刚刚起步,这为未来的增长提供动力。
 
在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普里切特和萨默斯(2014)警告人们不要太过激动于他们所称的“亚洲欣快症”。分析国家的长期数据后,他们发现了“回归均值”的规律,即在10-20年的高速增长后,一个国家将会回归到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即3%至4%的增长率。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将不会偏离这一规律。然而,这种分析是受到两种批评。首先,它没考虑各国不同的增长因素(如投资率、教育、研发投入等)。其次,回归均值可能只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影响,而不是那些结构性变化的影响。
 
除了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南方增长引擎以外,非洲,尤其是东非,已经稳定了经济,并开始了追赶过程。其中最成功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在2011-2014年间,埃塞俄比亚的经济达到了10.2%的显著年均增长率。和中国早期的发展一样,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年前由于种族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卢旺达在近些年也做得相当不错,在2011-2014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1%。其他东非国家也在向上追赶。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实现了在同期的增长率分别为5.4%、5.6%和6.8%。
 
东南亚国家持续稳健增长。其中较贫穷的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更快增长。例如,在2011-2014年期间,越南增长率为5.7%,柬埔寨和老挝达到了更高的增长率,分别为7.3%和7.9%。
 
当然,南部国家的增长是不均匀的。尤其是严重依赖中国需求扩大的资源出口国的增长减弱了。石油出口国也受到低迷油价的冲击。这些国家需要减少对资源出口的依赖,向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转变。中国的结构性变化将有助于他们的转型。
 
南部国家的增长溢出
 
像工业化国家一样,南部国家也正在经历重大的结构调整。这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找到自己的新定位;南部国家间的重新调整对维持国家的增长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中国,由于中国的规模及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中国的改变对其他南部国家有持久的影响。
 
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正在发生的再平衡。中国正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中走出,现在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来带动增长。与此同时,工资水平快速提高;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其竞争优势。这些对其他南部国家都是好消息。首先,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将为其他国家的出口腾出空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它每年出口的商品超过2万亿美元。中国出口增速下滑1个百分点意味着其他国家争取增加超过200亿美元出口。正确看待这个数额,它相当于埃塞俄比亚2014年36%的出口额。第二,跨国公司重新安排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将生产从中国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中国的企业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的一个创新做法是采取其在中国的成功模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设立工业园区。第三,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增加使中国在世界上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消费市场。从长期来看,这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出口消费品提供机遇。
 
南南投资流动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但其意义不可低估。投资是由相对富裕的国家提供,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在2005-2014年间增加了8倍,达到了32亿美元(注2)。 与中国只为开采资源而投资的普遍看法相反,中国的投资涵盖了众多行业(注3)。 特别是,中国企业将制造业带到了一些合适的非洲国家。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这个工业园是2007年在江苏省的一家私企投资建立的。 到2016年1月,它聚集了20家中国制造业公司。他们的业务范围从制鞋覆盖到汽车装配。在接下来的三年内,园区打算吸引80家企业(注4)。 工业园区的发展得益于埃塞俄比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政策。在2008-2014年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净额增长了十多倍,达到了12亿美元。这无疑帮助推进了该国经济在近几年的惊人增长。它并不是唯一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非洲国家;东非国家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一个贫穷的国家需要外商直接投资,这不仅是因为资本是稀缺的,也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能带来科技和专有技术。在这方面,从相对较先进的南部国家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是特别有帮助的。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从贫穷转向富裕时不可或缺的阶段。二战后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即它们开始时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在后期提高技术。贫穷国家最丰富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运用这一生产要素对这样一个国家是最明智的经济选择。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产生足够的就业机会吸纳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劳动密集型行业是一个解决方案。在这方面,南南投资可以发挥特别的作用;来自相对更先进的南部国家的投资更像是工业国为一个贫穷的南部国家带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这正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内地开始经济腾飞的时候,其大部分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台湾和港澳,因为它准备接受在这三个地区不再可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今,中国处在相同的阶段;其对外投资流入非洲和亚洲其他国家,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促进当地就业。
 
产业发展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新开发银行(NDB)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建立对现有的跨国金融机构进行补充,它们将在为亚洲和非洲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融资方面起到显著作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许多国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新开发银行是南南合作的典范。
 
跨境南南投资和合作的活力将加速南半球的增长。这不仅为当地人的生活带来好处,也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渠道促进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他们的技术和产业已经进入了更高阶段,南部国家的工业化对工业国家的挤出效应很小。另一方面,南部国家的发展为工业化国家到那边投资创造了机会。而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南部国家对工业国家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也将增加。“水涨众船高。”工业国家的经济并不是封闭的。戈登教授曾预言,即使工业国家的技术进步在放缓,南部国家需求的上升可以引起工业化国家的增长。
 
支持南部国家增长的行动
 
世界需要为维持目前南部国家的增长势头而做更多的努力。20国集团是一个协调国际行动的合适的平台。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极不平衡;南部一些国家正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的风险。其中一个显著风险是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美国经济正稳健复苏;美联储将进一步提高基准利率的预期很高。投机资本流动增加并破坏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南部国家很可能因规模不调而受到影响。世界需要更好的机制来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并控制有害的金融投机。
 
第二,国际援助机构需要新范式来资助贫困国家。尽管需要纯援助来提高这些国家的基本生活条件,但更多援助需要改向于发起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发展援助应便利私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这些国家。
 
第三,南部国家需要政策改革以使他们的监管框架对来自其他南方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更友好。南部国家的领导人需要认识到,工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简单技术开始实际上能在长远中带来更高的回报。劳动力市场需更灵活地适应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原稿为英文。翻译:林佳欣
 

注1:除非另外指明,数据源于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注2:http://www.economist.com/news/middle-east-and-africa/21678777-western-wo...

注3:http://qz.com/488589/chinese-investment-in-africa-is-more-diverse-and-we...

注4:http://www.e-eiz.com/index.asp?langu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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